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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也纳咖啡

维也纳咖啡

  在维也纳,咖啡馆既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,也可以是一个社交场合、一间精神按摩所、一片绿洲。

  对于维也纳人,有两个地方必不可缺:一是歌剧院,二是咖啡馆。在这座人口不到两百万的城市中有五座歌剧院,而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多达两千五百家。

  咖啡馆对维也纳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?一位奥地利当代作家回答说:“咖啡馆是人生沙漠中一块舒适的绿洲。”这句话,坐在香港的咖啡馆里是绝对想不出来的。

  在香港,我们把歌剧院看作“文化”设施,而把咖啡馆看作“饮食”场所。但在维也纳,他们的分类学与我们的不同,那里有个名词叫作“咖啡馆文化”。是的,它是一种文化,而且有凭有据:维也纳的“咖啡馆文化”被联合国确认为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所以,到了维也纳,怎么能不去“绿洲”喝杯咖啡?

  土耳其药水

  维也纳咖啡从诞生的第一天就带?传奇色彩。据说它是维也纳战胜土耳其大军的一个意外收穫,因此咖啡曾被戏称为“土耳其药水”。这个传奇故事的最流行版本是这样的:

  一六八三年,维也纳被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大军包围。一个名叫考尔谢茨基(Georg Kolschitzky)的市民自告奋勇,冒险出城,请来援军。土耳其军队在仓皇撤退时遗留了大量的物资,其中有很多麻袋的咖啡豆。当时维也纳无人知道这些黑油油的豆子有何用处,于是朝廷便把咖啡豆奖赏给了考尔谢茨基。他开了一家叫作“蓝瓶”的咖啡馆,从此致富。咖啡馆也从此一家接一家,开遍了维也纳的大街小巷。

  尽管歷史学者对第一间咖啡馆的诞生有不同的看法,但奥地利的咖啡馆都把考尔谢茨基供奉为行业的祖师爷。如今,蓝瓶咖啡馆虽然已不在了,但人们并没有忘记那位功臣。维也纳有一条街道是以考尔谢茨基命名的,街口的建筑上还有他的雕像,既是感谢他对咖啡馆的贡献,也是纪念他解救维也纳的功绩。

  维也纳人没有被土耳其大军屈服,却被土耳其咖啡“征服”了。倘若奥斯曼的苏丹知道可以用咖啡豆的“软实力”攻克维也纳的人心,也许就不会大动干戈了。如今,维也纳人很清楚如何利用“咖啡馆文化”的软实力,使旅游业和当地经济兴奋起来。

  咖啡与孔子

  维也纳的“咖啡馆文化”不同于香港的“快餐店文化”,它是慢节奏的。在那里除了喝咖啡之外,还可以做更多的事:看报纸、会朋友、晒恩爱、朗读新诗……按维也纳人的话说,咖啡馆是家门外的另一间客厅。

  维也纳的咖啡馆也不同于香港人熟悉的连锁咖啡店,没有那种千篇一律的工业化面孔。它们风格各异,保留了手工艺时代的个性,而且在漫长的歷史中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点。因此,你去那儿不仅是喝杯咖啡,也是去品啜它们的历史传奇:

  古色古香的“哈维卡”是波希米亚文化的橱窗,最适合慕名而来的游客体验当地风情;体面实惠的“伊尔斯”靠近政府办公楼,成为公务员和律师们喘息片刻的加油站;豪华舒适的“兰德曼”常有演艺界和政界的明星出入,当然也就成了传媒界探听内幕消息和收罗八卦流言的地方;名师设计的“博物馆”简洁时尚,深得艺术家们的青睐;老字号的“格林斯泰”曾是“咖啡馆文学”的摇篮,吸引?世界各地的文学粉丝来此品味一杯梦想……

  所以,咖啡馆既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,也可以是一个社交场合、一间精神按摩所、一片绿洲,或者是任何一种东西。其实,香港并不缺少漂亮的咖啡馆,缺少的是有歷史文化的咖啡馆。唉!在香港,缺少歷史的何止是咖啡馆。

  这是不是在说外国的咖啡香、外国的月亮圆。但并非出于自卑,而是反思。我真的钦佩维也纳人,他们能把一杯咖啡发展成一种文化,把外来文化变成自己的文化,并且发扬光大,后来居上。这一点确实值得咱中国人琢磨琢磨。

  咖啡起源于非洲。早在十一世纪,埃塞俄比亚人已开始喝咖啡。后来咖啡传到阿拉伯半岛。在十二世纪初,麦加已有了像模像样的咖啡馆。又过了五百年,到了十七世纪,咖啡才由土耳其传入欧洲。即使在欧洲,最早喝咖啡的也不是奥地利人。论咖啡馆的歷史,维也纳不如威尼斯的早;论咖啡馆的数量,它不如巴黎的多;但是,联合国把“咖啡馆文化”的桂冠授予了维也纳,而不是麦加、威尼斯,或者巴黎。

  维也纳的咖啡让我想到中国的孔子。多年前,当韩国向联合国申请把“端午祭”列为韩国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时,很多中国人感到很气愤、很受伤,埋怨韩国人搬走了中国人的孔子。但从另一角度看,如果我们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传统和文化,而别人拿走了,发扬光大了,那么我们应该埋怨,还是应在羞愧中感谢别人呢?

  中央咖啡馆

  “中央咖啡馆(Cafe Central)”是我们夫妻此行特意拜访的“绿洲”。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,它是维也纳文化生活的“中央客厅”。今天的“中央”仍努力保持?一百年前的模样:宽敞的大厅、大理石桌面、红色天鹅绒面的椅子、大吊灯、报纸架、领结的维特儿(waiter)……这些维也纳咖啡馆的传统特徵一应俱全。

  走进“中央”,首先迎接我们的是著名散文诗人阿腾贝格(Peter Altenberg)。这位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作家把“中央”当作自家的客厅和书房,在这里会客和写作。除了回旅店睡觉,其他所有时间他都“宅”在咖啡馆,甚至把“中央”作为他的私人邮寄地址。为了纪念这位忠心的明星顾客,咖啡馆製造了这尊塑像,让他继续天天坐在咖啡馆的门口,迎送来往的客人。

  在维也纳,每家著名的咖啡馆都拥有自己的明星顾客,例如“兰德曼”的明星是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(Sigmund Freud),“博物馆”的明星是作曲家贝尔格(Alban Berg),“中央”则是百花齐放的“文学绿洲”。在那里,除了总能看到“驻馆作家”阿腾贝格之外,还可以见到剧作家霍夫曼斯塔尔(Hugo van Hofmannsthal)与“青年维也纳”的同仁在调製“咖啡馆文学”,哲学家施利克(Moritz Schlick)与“维也纳圈儿”的同事在研磨“逻辑实证主义”。

  有人在咖啡馆种植文学的绿洲,有人在编织哲学的花篮,有人则在烘焙革命的火种。当年的维也纳也是流亡革命者的中途客栈,托洛斯基(Leon Trotsky)、斯大林(Joseph Stalin)、铁托(Marshal Tito)都曾是“中央”的常客。不过,那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能够改变世界。

  讲到“中央”的明星顾客,最传奇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的一天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,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(Leopold Berchtold)应约来“中央”与社民党领袖阿德勒(Victor Adler)喝咖啡。阿德勒警告说,战争将诱发革命,导致欧洲皇室垮台。但贝希托尔德不以为然,他环顾一下四周,以调侃的语调问:“谁来领导革命呢?也许是坐在那边儿、总在夸夸其谈的布伦斯坦吧。”

  战争的结果证明他们的“中央咖啡馆预言”是对的。奥匈帝国在战争中瓦解、奥匈皇帝被废黜、德国皇帝引退、俄国沙皇倒台,而领导这场革命的领袖之一正是那位化名“布伦斯坦”的咖啡客──托洛斯基。

  在黑白之间

  “中央”是维也纳最豪华的咖啡馆。华丽的连拱券、恢弘的大厅、高大的圆拱窗、优美的马赛克花纹、精雕细刻的石柱子……洋溢?文艺復兴风格的浪漫情调,它何止是咖啡“馆”,简直是一座宫殿,一座建筑艺术的宫殿。所以,在“中央”不单可以喝到地道的维也纳咖啡,还可以欣赏奥地利的建筑艺术。

  咖啡馆所在的大楼是一座非常著名的歷史建筑,名叫“费斯泰宫”,曾是奥匈帝国的金融中心。它建于一八六○年,原是股票交易所和“奥匈国家银行”的总部,由著名建筑师冯费斯泰(Heinvich von Ferstel)设计,并以他的姓氏命名。一八七六年,股票交易所搬走,换来帕赫(Pach)兄弟的“中央咖啡馆”。这么气派的建筑,说它是“咖啡宫殿”真不是夸张。

  “中央咖啡馆”和“费斯泰宫”象徵?维也纳歷史上一个黄金时代。当年,奥匈帝国的版图涵盖了欧洲十五个国家。维也纳作为帝国的首都,自然成为三教九流、各种文化汇集之地,而咖啡馆就成了聚集各类菁英的文化沙龙。在那个黄金时代,“中央”的顾客可以看到免费提供的二十二种语言的两百五十多份报纸。由此可见当年的排场和盛况。

  今日的“中央”仍眷恋?旧日的好时光,除了摆在门口的阿腾贝格塑像之外,墙上还挂?奥地利皇帝和皇后的巨幅画像。时钟似乎停顿在过去那个黄金时代,令人暂时忘却二十一世纪的烦恼。怀旧就像那两幅油画,把歷史和记忆涂上许多美丽的油彩。

  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在街上散步,偶尔透过窗户向咖啡馆里张望一下。我和妻子坐在咖啡桌旁,试?像维也纳人那样享受一个悠闲的下午。我要了招牌的“中央咖啡”,一杯中有三层不同的口味;她点的是有泡沫的维也纳式咖啡,盛在一隻透明的、镀金边的高脚玻璃杯中。据说在“中央”买一杯咖啡便可以坐一整天。与我们隔?两桌,坐?一对儿七八十岁的夫妻,似乎已经在那里坐了一辈子(说不定也是“驻馆作家”)。他们笑瞇瞇地望?我们这对儿兴致沖沖、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的“菜鸟”。

  店内很安静,像是一座静修的小庙。这种静不是声音的安静,而是内心的平静。坐在一个舒适的角落,面前放一杯咖啡,配上一盏清纯的白水和一块油黑的朱古力,既可以自饮自嘆“独钓寒江雪”,又不必形影相弔“深山守静孤”,人生的“绿洲”就在这黑白两极之间。

  音乐在宽阔的大厅中响起,优美的旋律随?钢琴师跳动的十指,在华丽的连拱廊中穿梭起舞……美的建筑、美的乐曲,还有传奇的歷史、浪漫的怀旧,一杯咖啡让人得到多重的艺术享受。

  这就是“咖啡馆文化”的魅力吧。(作者:方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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